有《呂和叔文集》行世，《全唐詩》收其詩二卷百余首。呂溫一生于政余多所撰作，學問文章頗為時人推重。呂溫的法制思想基本承襲了封建正統(tǒng)，在倡導明刑立威的同時，又特別強調“德主刑輔”，即刑罰的施行應服務于“德”，只有“導之以德”，才能使人“遷善遠”。他認為，為政者要治理好一個國家，須做到“修誠”、“任智”、“立威”，且三者應“總而行之，迭收其效”，不能有任何偏廢。其中，明刑立威是治國的首要問題，只有“立威”，才能“責人不欺，而人固不敢欺”；“任智”為治，就是要達成“求人不欺，而人亦不能欺”的目的，最終“智達”而“政成”；“修誠”是一種“上德”的理想境界，以此為治，方能取得“不求不欺于人，而人不忍欺”的結果。因而，作為治國者，要想有條不紊地達成這三種理想境界，自身一定要“身有紀律，言有典章；剛包其柔，威克其愛；權之以法制，董之以刑罰”。在刑罰的實施過程中，呂溫還特別強調寬猛互用，“寬則人慢，糾之以猛；猛則人殘，施之以寬”。二者相互搭配，相濟相補，方能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。并且，為了維護法的尊嚴和公正，他還極力主張廢止沿襲已久的“功臣恕死”和“納粟贖罪”司法惡習。他認為，刑賞是國之大體，為政者理應鄭重待之。有功必賞有罪必刑，本是天經(jīng)地義之事，而若勛臣犯了死罪得以免死，無疑是廢刑亂法，鼓勵犯罪，于君于臣都是無益的。從君主方面看，“夫其賢如太公，忠如伊尹，唯君知臣，可以勿貳。而遽宥以死罪，是疑其不終，非所以待之以誠，而屬君子之心也。若乃猾如狗盜、庸如黥徒，未有罪而先恕之死，是不許其慕生廉恥，自固名節(jié)，非所以導之以德，而勸小人之善也”。就為臣者言，“使賢而有功，驚寵懼滿，自居無過之地，何恕死為？使愚而有功，已小人之幸，又告以無死，是增驕而啟奸，適所謂賞之以禍也�！彼�以，明君治世，司法定當萬眾如一，就是對勛臣貴胄，也應“安之以爵祿，護之以紀律，明之以好惡，聳之以祝�！保�萬不可姑息養(yǎng)奸，遺禍于家國�！八∷馈敝�法，絕非理想社會和明君所該施行的。至如“納粟贖罪”，呂溫更認為這是對法的尊嚴的挑戰(zhàn)。倘使以粟除罪，兇徒貪吏便會肆無忌憚地作惡。因為有粟可納，免門大開，作奸犯科還有什么顧忌呢？這樣一來，朝廷法律定得再嚴，就是“臨以斧鋮，驅于鼎鑊”，也未必能震懾。呂溫的這些法制思想理念雖是針對當時中唐社會出現(xiàn)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來的，其中有的失之片面或帶有時代的局限性，但在今天看來，也有不少可取之處。應當說，呂溫是封建時代非常難得的一位開明法學家和法律實踐者。
歷史功績
　　呂溫在法律思想上強調明刑立威，認為治理國家必須“權之以法制、董之以刑罰”；但又認為刑罰是道德的輔佐，刑罰的運用必須服務于“導之以德”，以達到使人“遷善遠罪”的目的。為了維護封建法制的嚴肅性和力求執(zhí)法公正，他提出了兩個主張：①反對“功臣恕死”的規(guī)定,認為功不可以不賞,罪不可以不刑；信賞必罰是天經(jīng)地義。如果有功勛的人犯了死罪予以免死，或者沒有犯罪而先行恕死，乃是棄信廢刑，撓權亂法，以罪寵人。這樣不但不能勸善懲惡，反而會鼓勵犯罪，對國家對功臣都將有害無益。②反對納粟贖罪的規(guī)定，認為刑賞是國之大本，不可不嚴肅對待。漢代曾用過納粟的辦法除罪拜爵，但那是“雜霸道而隳王制，昧宏規(guī)而狃小利”。以之拜爵，固然毀壞了有功必賞的規(guī)定，以之除罪，更是廢棄了有罪必罰的法律，是對殘賊之徒和□宄之黨大開免罪之門，使兇人酷吏可以肆無忌憚地為非作惡。這樣，刑法規(guī)定得再嚴，甚至“臨以斧鉞，驅于鼎鑊”，也是不足以立威的。